10月20日，由福建省政协主办、省司法厅等单位协办的“宋慈诞辰830周年纪念会暨宋慈文化研讨会”在宋慈故里南平市建阳区举行。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兴、省司法厅厅长陈勇等领导出席并讲话，省有关厅局、南平市相关单位及省内高校教师、专家学者参加活动。

    刘振宇副部长强调，宋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学习宋慈的宝贵精神品格和崇高价值追求，将其融入到司法鉴定队伍职业道德建设之中，教育和引导司法鉴定人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增强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不断提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要加强宋慈文化品牌建设，打造司法鉴定行业文化建设龙头品牌。要加强宣传力度，积极培育司法鉴定行业核心价值观，将宋慈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陈义兴副主席指出，研究和传承宋慈法治精神，用法治思维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充分挖掘宋慈思想文化内涵，围绕宋慈文化与司法鉴定行业核心价值观等深入开展研究，尊重历史，搞好规划，凝聚力量，充分挖掘宋慈文化精神内涵，汲取精神力量。

    陈勇厅长表示，“科学、法治、严谨、公正、明鉴”是福建省司法鉴定行业核心价值观，是全体司法鉴定人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要以此次纪念会为契机，秉承宋慈“洗冤泽物”的崇高理想，“审之又审”的执业态度，“民命为重”的百姓情怀，不断增强司法鉴定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宋慈文化与司法鉴定行业核心价值观培育”等专题，对宋慈文化的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研讨，为我省打造“四有司法鉴定人”队伍积极建言献策。

    近年来，根据司法部和省政协的部署要求，省司法厅把挖掘和弘扬宋慈法治精神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法治福建建设等工作的一项生动实践，与南平市政府和建阳区政府一起，修葺了宋慈纪念园区，拍摄了宋慈电视专题片，出版了宋慈文化研究文集；协助司法部在建阳开展了“全国司法鉴定文书质量和宋慈法医法医文化建设”专题研讨会；配合国家邮政局发行了“宋慈纪念邮票”；省司法厅还提炼宋慈法治精神，提出了“科学、法治、严谨、公正、明鉴”的福建省司法鉴定行业核心价值观，作为全体司法鉴定人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较好地推动了我省司法鉴定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南宋建阳缘何出了宋慈？

 

 

    福建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吴柳滔 通讯员 邓雪 文/图

    宋慈是公认的世界法医学奠基人，其《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法医学著作。近日由省政协主办的宋慈诞辰830周年纪念会暨宋慈文化研讨会在建阳举行。为什么在中国南宋时期出现了宋慈和《洗冤集录》，为什么发祥地是建阳？这些话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

    省高院司鉴办主任、主任法医师黄瑞亭认为，我国法医检验早期发展、朱熹理学影响、南宋建阳政治文化发展、完善的南宋检验制度，分别是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化条件、地理条件和法律条件，而“把个别的具体事例进行全体性、系统性综合，完成《洗冤集录》著述，这是宋慈个人努力的结果”。

    朱熹的再传弟子

    宋慈于1186年出生在建阳，自幼拜同乡吴稚为师。吴稚是朱熹的高足，宋慈成了朱熹的再传弟子。宋慈20岁赴杭州，拜主持南宋最高学府太学的闽北老乡真德秀为师。真德秀以朱熹为宗，其格言“律己以严、抚民以仁、存心为公、临时以勤”对宋慈产生了终身影响。真德秀“去华务实”和朱熹“穷究真理”的理念，为宋慈日后的成功铺垫了思想基石。

    “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把个别的具体事例进行全体性、系统性综合，这与儒学哲理化推动形成科学体系有关。”黄瑞亭说，朱子理学是宋慈《洗冤集录》产生的文化基础。福建于五代末年逐渐开化为“文儒之乡”。到了宋代，特别是朱子理学的出现，福建文化大有凌驾中州之势。南宋理学注重哲学思辨，推动了科学体系构建。

    宋代已建立严密的法典，当时的律令对于法医检验提出了明确要求。提刑官制度是在宋初的宋太宗、宋真宗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鉴于五代时期武将专权之弊，宋初强调重用文人以儒学治国，而在刑狱方面，则遵奉儒家的宽刑方针。

    朱熹用40年时间在福建编注《四书》，晚年定居建阳，在考亭书院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形成了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朱子理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完成了对儒家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使中华文化在哲学、道德、价值观层面有所提升，并使儒家思想进一步法律化，大大完善了中华传统法系。

    丰富的校书经历

    宋慈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的先祖宋咸是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进士，历官邵武军、广西漕运等职，曾为《周易》《扬子法言》作注。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宋咸在建阳洛田里创建霄峰精舍，“欲于此积书充栋，图为讲道开来之计”。宋慈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于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考中进士，时年31岁。

    北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使得大量中原移民进入福建，中原文化随之带入福建。南宋中央政权移至福建邻省浙江的临安，此时闽北群英荟萃，出现了婉约派词人柳永、抗金英雄李纲、文学理论家严羽、历史学家袁枢、理学大师游酢、西昆体诗歌大师杨亿……南宋时期，建阳是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素有“图书之府”美誉，麻沙版书籍风行全国，远及日本、朝鲜。

    “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加之印刷业的发达，成了《洗冤集录》出版的有利地理条件。”黄瑞亭说，宋慈年轻时就有校勘书籍的经历，校勘过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修撰过地方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宋慈知常州军州事，曾参与重修《毗陵志》。这些经验对他日后检验材料收集、整理、编撰有重要作用。

    宋慈的“洗冤说”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复置诸路提点刑官”，并下诏说：“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于是，宋真宗亲自挑选朝官中“性度平和有执守者”为各地提刑官。设立提刑官公允断狱，完善对府县监督的司法制度，这些举措是宋慈和《洗冤集录》出现的法律基础。

    我国的法医检验有悠久的历史，在战国年代已有专门的治狱之官，他们根据伤、创、折、断的深浅及大小来定罪轻重，当时已确立有法医检验制度。检验史上也不乏优秀人才和经典案例，如张举烧猪、严遵疑哭、王臻辨葛等，但这些只能称得上技巧或方法，远未形成一门法医科学。

    历代文献屡见法医检验资料，宋代出现了更多治狱之书，如无名氏的《内恕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这些书籍大多是案例记录，为我国法医学发展积累了大量经验，但都不是体系完整的法医著作。

    为什么在成千上万的官员中脱颖而出的是宋慈，而不是其他人？

    宋慈早年充任江西提点刑狱叶宰的参谋，随后经历四任提点刑狱官，具有相当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洗冤集录》中记载的大量案例、检验方法和法医思维，都来自于宋慈的办案实践。

    法医鉴定通常被定义为“应用医学知识解决法律问题”。宋慈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意思是，法医鉴定就是诉讼案件的证据，是案件重中之重。判人死刑，没有证据无从谈起。所以，法医鉴定就是“洗冤”。宋慈强调“洗冤说”或鉴定的“目的说”。

    “‘洗冤说’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鉴定来洗除冤枉；二是洗除误鉴、误判。”黄瑞亭说，这是鉴定本质所在。在对法医工作的认知上，相较前人和同代人而言，宋慈无疑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