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核心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至今，重读古田会议决议，仍禁不住惊叹不已——惊叹它的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和充满人性，惊叹它对党和军队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惊叹它常读常新的不竭生命力。 

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红军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和军队的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同志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在大会选举中，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8月，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这就是古田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勇于创新，提出了涵盖党的建设多方面内容的一系列独创性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由八个部分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部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决议在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原则，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一是着重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大理论创新，也是古田会议决议的精髓所在。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逐一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强调注重调查研究是加强思想建设的最主要方法，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司（原文如此，应为“思”——引者注）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借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际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二是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决议中，党的组织建设是仅次于思想建设的第二大重要问题。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的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的执行非常之大”，由此提出“改造党的组织”的任务，目的是“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针对红四军党内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意识的错误倾向，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即：一方面党的上级指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要明白下级机关的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一成决议，便须坚决执行”。另一方面，上级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下级机关和群众要详尽地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执行的方法。决议还强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决议不仅重申了“支部建在连上”组织原则，而且提出了如何加强的措施，从而丰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针对红四军党的组织松懈的问题，决议确立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举措：规定新分子入党的五个条件；提出各级党部的任务“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还有“教育同志的重要任务”；制定理顺上下级组织的关系、开好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会议等各种措施。

三是提出党内教育的重要性。在强调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决议提出了党内教育的迫切性问题，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这是“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党内各种偏向”“健全并扩大红军”的基本方式，并详细列出了党内教育的10种材料和加强党内教育的18种方法。

四是突出宣传工作的地位作用。决议赋予宣传工作特殊重要的地位，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求真务实，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和实效性极强的方法措施 

对于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不良思想倾向和现象，古田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并不是简单地进行批评和批判，而是对其产生的诸方面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对症下药提出了一系列既务实又易于操作的纠正方法和措施。

一是剖析了各种不正确思想倾向和不良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决议的第一部分，列举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意识、绝对平均主义、唯心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的残余等八种“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对每一种问题，都深刻分析其不同的来源和表现。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分析其来源有四：一是“政治水平低”；二是“雇佣军队的残余”；三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群众力量”；四是“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其表现形式有八：一是“承认军事政治二者的对立，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二是“认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打仗的，不知道红军的任务，在意义上，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八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脑筋里充满着唯心的幻想，这又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关于个人主义，决议指出其六种表现形式，即：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观念、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观念。对于其来源，决议分析“在于小农思想直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到党内”。

决议的第二部分“党的组织问题”中，单设一节，专讲一个非常具体的、看似比较小又比较重要的问题，即“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对于党员开会普遍无兴趣的问题，决议详细剖析了其产生的原因：一是“不明白会议的意义”；二是“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三是“负责人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四是“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只坐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错处，除停止外，还讥笑他”；五是“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决议第四部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从宣传内容和宣传技术两个方面具体指出宣传工作的缺点，包括“忽视群众斗争的宣传与鼓动”“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宣传队不健全”“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等。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决议对党和红军内各种不良倾向和现象不是简单的罗列和批判，而是深入分析倾向和现象背后的原因。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分析不是流于表面形式，而是从内因和外因、主观和客观、表象和深层、必然和偶然等诸多方面进行，这就为下一步制定应对措施奠定了基础。

二是制定了一系列灵活多样和易于操作的具体措施。在透彻分析各种不良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决议联系实际，制定了灵活多样和便于操作的具体纠正方法。

对于单纯军事观点的纠正方法，决议提出了五点意见：一是“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念的理论根源。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三是“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及群众政权机关（苏维埃）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党及红军官兵”……五是“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与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对于个人主义的纠正方法，决议提出了三条应对措施：一是“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二是“处置事件，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三是“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客观条件”。

对于党员开会没有兴趣的问题，决议从大到小、事无巨细地提出了七项便于操作的纠正方法：一是“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二是“要把会议的政治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三是“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四是“上级机关要快些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大（原文如此，应为‘太’——引者注）长，失了热气”；五是“负责人要事先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六是“主席对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家，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兴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意义”；七是“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的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对于宣传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决议详细指明了具体的改正措施。在宣传内容方面，包括“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的政纲”；“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到一个地方要适合那一个地方的口号和鼓动口号”，等等。在宣传的技术方面，从明确宣传队的意义、宣传队的具体组成及其指挥和费用，到传单、布告、宣言的审查和起草，以及具体邮寄方法和技巧，如“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从壁报的意义、名称、内容、出版周期，到编印的注意事项，如“要快”“内容要丰富一点”“字要大点，要看得清楚”；从“非常之重要的”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注意事项，到“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中建设俱乐部”，不一而足。

总之，古田会议决议这部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典文献，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指导作用。各级党组织和主要负责人，应该扪心自问：在制定方针政策的时候，是否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是否囿于表面、流于形式？是否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古田会议决议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它有着常读常新、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借鉴。

（注：本文系该书第九章部分内容）